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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昌明：“刮骨療毒”、“自我革命”靠什么？——從2019年的“反腐”形勢說起

點擊：作者：錢昌明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19-07-28 08: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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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問自十八大以來，最得民心的事情是什么？無疑是：習近平總書記發動“打老虎、拍蒼蠅”的“反腐”斗爭。要問當今人民群眾最憂心的事情是什么？無疑是怎樣把習總提出的“反腐”斗爭進行到底，搞好黨建，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奪取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反腐”的成敗，決定著黨建的命運，而黨建的命運又決定著國家的命運。由此，習總才先后提出“刮骨療毒”和“自我革命”的命題！

據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7月23日發布的消息：

2019年上半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160.9萬件；立案31.5萬件，處分25.4萬人。其中被查處的省部級干部20人。

這還只是今年上半年的數字，看了以后讓人驚心。“反腐”高壓已持續了這么多年，為什么還有這么多的“共產黨員”，敢于藐視黨紀國法、“頂風作案”？

回顧2011年以來歷年紀檢“反腐”的情況：

十八大前的2011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134.5萬件；立案13.7萬件，處分14.2萬人；查處了劉志軍、張家盟、劉卓志、宋晨光等一批省部級的大案要案。

2012年，接受信訪舉報130.6萬件，立案15.5萬件；處分16.0萬人；其中省部級以上有薄熙來、黃勝、田學仁等一批案件。

2013年，接受信訪舉報195萬件；立案17.2萬件；處分18.2萬人。其中省部級以上干部“大老虎”18人！

2014年，接受信訪舉報272萬件；立案、處分23.2萬人，比2013年增長近三成，其中省部級以上干部查處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40人。

2015年，接受信訪舉報281.3萬件；立案33萬件；處分33.6萬人。

2016年，接受信訪舉報253.8萬件；立案41.3萬件；處分41.5萬人；其中省部級及以上干部76人。

2017年，接受信訪舉報273.3萬件；立案52.7萬件；處分52.7萬人；其中省部級及以上干部58人。

2018年，接受信訪舉報344萬件；立案63.8萬件；處分62.1萬人；其中省部級及以上干部51人。

從上列數據中可以看出，2012年紀檢部門接到的信訪舉報數為：130.6萬件，2013年增加到195萬件！猛增了49%；2015年又達到281.3萬件，比2012年增加了130%。這說明了什么？說明中央主持的“打虎、拍蠅”斗爭，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它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群眾參與揭發、斗爭的積極性，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按照正常邏輯，經過三年雷厲風行“打虎、拍蠅”的“反腐”斗爭，貪腐之風應該受到有效的遏制。想當年，毛主席辦了一個“劉青山、張子善案”，就基本上解決了“貪腐”問題。可如今，“反腐”“肅貪”已形成了史無前例、持續的“高壓”態勢，為何“老虎”、“蒼蠅”反而越打越多？且“老虎”越打越大（“老虎”中動輒顯現“億”量級的貪腐分子！）、“蒼蠅”越拍越壯（小官大貪）？請看：

2015年，打掉的“老虎”、“蒼蠅”（受處分）33.6萬人；

2016年打掉41.5萬人；

2017年打掉52.7萬人；

2018年打掉62.1萬人；

2019年全年還不得而知，但僅1——6月半年，已達25.4萬人。

“反腐”斗爭未能使“貪腐”案件逐年減少，反而是逐年大幅度增加。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悖論”？值得深思。筆者以為，不外乎有以下三大原因：

一是“反腐”懲處的力度還不夠大，貪腐分子犯罪的成本低（再大的貪腐分子，未見有處死刑的），遠不足以震懾那些貪腐分子的“貪婪”，這就改變不了“前腐后繼”的狀況。

如山西巨貪、原環保廳長劉向東，任內長期受賄貪腐；2013年任省委巡視組組長后，成為“反貪”巡視檢察“御史”，仍不知收手，照樣枉法貪腐，繼續頂風作案。2015年12月案發逮捕時，僅從他身上、車上、辦公室、住所等多處起獲的巨額人民幣，以及各類外幣、銀行卡、存折、黃金等等，光這些真金白銀就有1.5個億，還有大量字畫、玉器、古董和多套房產，涉案金額不下兩個億。

按現行法律規定：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三百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數額特別巨大”，依法可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然而，2017年12月劉向東案宣判：因犯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執行無期徒刑。看來，當今“反腐”對貪腐分子的量刑，還是“法外留情”的。——連對“億”量級“巨貪”也能網開一面，基本上也就沒有死刑了。

二是“反腐”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只能隨“反腐”斗爭的深入不斷揭露。檢察機關專業辦案，人力、物力有限。這就決定它不可能在一年或幾年的時間段里，把所有貪腐分子都清查出來。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反腐”斗爭的不斷深入，長年積累的案件不斷地暴露出來，這才是這幾年“貪腐”案例不減反增的又一原因。

三是“反腐”懲處只是治標，尚未能有效地治本。“貪腐”分子為什么會“貪腐”？歸根到底，是“貪腐”分子的思想有問題，這是一個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問題。只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樹立正確的“三觀”，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思想問題、“三觀”問題的解決，需要有諸多主、客觀條件，更需要有一個過程，這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一句話，“貪腐”的“治本”問題遠未解決，這也成為近幾年“貪腐”案例不斷增加的再一原因。

“反腐”斗爭，無疑是一場攸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早在2013年1月，習總書記就指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黨的建設的重大任務”。因為是大事、急事，必須立即行動，狠抓大案要案，訴諸黨紀國法，這就得掀起“反腐”風暴，此謂“治標”；但要從根本上遏制腐敗，則須從制度上、思想上解決問題，這才是“治本”。

在開展“反腐”斗爭同時，習總主持的中央制訂了《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其后又提出了反“四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制訂、出臺了許多規章制度，這些無疑都是“反腐”的重要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實踐證明，完善的規章制度，對“反腐倡廉”是不可或缺的措施，但它又不是萬能的。真正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得解決共產黨員內心究竟為誰“掌權執政”的動機問題。

要取得“反腐”斗爭的勝利，必須解決當今“貪腐”案件不減反增的問題。

怎樣才能綜合地解決這一問題？其實，習近平總書記6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的重要講話》，已經開出了“刮骨療毒”、“自我革命”的良方：

“我們黨要求全黨同志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是要提醒全黨同志，黨的初心和使命是黨的性質宗旨、理想信念、奮斗目標的集中體現”。

“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須有強烈的自我革命精神。”

“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各種弱化黨的先進性、損害黨的純潔性的因素無時不有，各種違背初心和使命、動搖黨的根基的危險無處不在，如果不嚴加防范、及時整治，久而久之，必將積重難返，小問題就會變成大問題、小管涌就會淪為大塌方。”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關鍵是要有正視問題的自覺和刀刃向內的勇氣。”

“對黨內的一些突出問題，人民群眾往往看得很清楚。黨員、干部初心變沒變、使命記得牢不牢，要由群眾來評價、由實踐來檢驗。我們不能關起門來搞自我革命，而要多聽聽人民群眾意見，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監督。”

怎樣落實習總的這些重要思想呢？唯有在結合當前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同時，進行一次“開門整黨”！

整黨，就是要進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教育；

整黨，就是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刀刃向內、“洗手洗澡”（配之以相應的政策措施）；

整黨，就要落實群眾路線，有群眾評議，吐故納新，清洗腐敗分子，完成黨的自我革命。

在黨的歷史上，1942年的“延安整風”就是一次成功的整黨。正是這一場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才完成了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的高度統一，保證了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

在蘇俄歷史上，1921年也成功地進行過一次整黨，為其后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提供了保證。列寧在那次整黨工作中，特別強調了兩條：

一是“重視非黨勞動者的意見”，因為“在評價一個人的時候，在否定‘混進黨里來的’、‘擺委員架子的’、‘官僚化了的’人的時候，非黨無產階級群眾的意見以及在許多場合下非黨農民群眾的意見，都是極其寶貴的。勞動群眾非常敏感，善于區別誰是忠誠老實的共產黨員，誰是為謀生而辛勤勞動，沒有任何特權也不會‘討好上級’的人們所厭惡的共產黨員。”

二是“必須把欺騙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誠和不堅定的共產黨員，以及雖然‘改頭換面’但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維克從黨內清除出去。”（《列寧選集》第四卷第562——564頁）

早在1939年1月，毛主席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就把黨的建設、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總結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并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是斗爭的武器，而“黨的建設”——“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可見黨建工作的極端重要性。

毛主席在文中總結前18年黨建工作的經驗教訓時著重指出，以往中國革命所以會遭受挫折，問題就出黨建上：

“黨的組織是發展了，但是沒有鞏固，沒有能夠使黨員、黨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堅定起來。新黨員非常之多，但是沒有給予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工作經驗也不少，但是不能很好地總結起來。黨內混入了大批的投機分子，但是沒有清理出去。”

“在過去發展黨的組織的工作中，雖然中央著重提出了‘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的口號，但實際上是混進了許多投機分子和敵人的暗害分子。”

共產黨是干什么的？是干革命的，是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信念而奮斗的。顯然，黨建的核心問題實際上也是兩條：